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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与家风共灿烂 唐宋八大家如何传承家风
来源: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时间:2023/05/22

提到中国古代的文章大家,我们总会想起“唐宋八大家”。“唐宋八大家”声名远播,与中国的选本文化密不可分,八大家文采斐然,人格亦备受推重,能够“载道”之文,必出自仁义之士。回顾这些文章大家的炼成之路,固然与其天赋、努力密不可分,但良好的家风家训也至关重要。下面我们就到唐宋八大家的“书香门第”去看一看,感受、体悟他们的家风家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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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诗书勤乃有,不勤腹空虚”——教子勤读书,养成君子人格

韩愈与柳宗元出生时,安史之乱刚刚平息,盛唐已成历史,这对中唐时代的双子星,将并肩领导唐代古文运动。

韩愈是河南河阳人,自称“郡望昌黎”,从七世祖韩茂一直到他的父亲韩仲卿,世代为官且政声良好。李白还曾为韩仲卿撰《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》,去思碑是古代很常见的一种碑志,官员离任地方后,当地人思念其恩德,往往邀请当世文章大家撰写他的为官事迹与个人品德。对于韩仲卿的贤德,李白妙笔生花,“惠如春风,三月大化,奸吏束手,豪宗侧目”,让人不禁神往。

韩愈三岁时,父亲便去世了,他由兄长韩会抚养,韩会因过度操劳早逝,韩愈又由寡嫂辛苦照料,幼年时艰苦的生活磨炼了他的意志,让韩愈变得性情刚毅、百折不挠。他将《去思颂碑》拓片挂在书房墙上,时时看、时时想。

韩愈不仅是一位文学家、政治家,而且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,他在《进学解》中说“业精于勤,荒于嬉;行成于思,毁于随。”对于家庭教育,他一贯重视,致力于将勤奋好学的家风传承给子孙。

韩愈反复告诫其子韩昶,要认真读书,不断充实自己,才能成为一个君子。韩愈曾写诗给韩昶:“人之能为人,由腹有诗书。诗书勤乃有,不勤腹空虚”,读书是立身之本,“学问藏之身,身在则有余”。同时,他教育儿子不能依靠父辈取得的成就,而要立足于自己的奋斗所得,所以他说“君子与小人,不系父母且”。

与韩愈同朝为官、相互勉励的柳宗元,出自赫赫有名的河东柳氏,祖上从魏晋直至隋唐贤才辈出,河东柳氏之所以能兴盛数百年,离不开其深厚的家学家风家教。柳宗元从小便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,“某始四岁……家无书,太夫人教古赋十四首,皆讽传之”,柳宗元四岁时,母亲卢氏就开始对他进行启蒙教育。

父亲柳镇对柳宗元的影响也很大,柳镇当时以文章闻名于世,同时还是一位为人刚正的官员,在担任监察御史时,曾因秉公执法审理一地方官的遗产案而得罪权贵遭贬。柳宗元在多篇文章中强调柳氏对家风家教的重视,如“世德廉孝,飏于河浒,士之称家风者归焉”;“考绩皆最,吏人怀思,立石颂德”;“嗣家风之清白,绍遗训于儒素”,字里行间流露出柳宗元对本家家风的认可与自豪。

柳宗元用实际行动践行柳氏家风,他造福永州、柳州等地,恩泽久长,一生为官清正,死后家境艰难,以致无力治丧,最终由友人出资安葬。柳州百姓修建了柳侯祠纪念他,千年过去,那里满目苍翠、清风依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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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汝于官下宜守廉”——告诫晚辈居官当清廉,修身要严谨

在中国文化史上,如果说孔子与老子、杜甫与李白的相遇,如同太阳与月亮在天空中相会一样灿烂辉煌,那么儿时的欧阳修第一次在玩伴家中看到韩愈文章残篇时,则像小溪遇见高山,他萦绕许久,小溪变成了大江,浩浩荡荡向东流,终于成就了宋代散文的新气象。

小时候的欧阳修日子过得很苦,他四岁时父亲欧阳观病逝,母亲郑氏很是要强,尽自己所能教导欧阳修,因家中贫困,母亲便用荻管当笔,在沙地上教他写字,留下“画荻教子”的家教美谈。

郑氏还将欧阳修父亲的故事讲给他听,教育他要以父亲秉公勤勉为榜样。后来,欧阳修当官时因仗义执言被贬,怕连累母亲而跪地流泪,母亲宽慰他,说自己不怕吃苦,后来欧阳修又遭贬,母亲坦然表示,凡事求得问心无愧便可。欧阳修不负母亲期望,一生崇学重教、廉洁奉公。

欧阳修有意将优良家风传承下去,写下《诲学说》和《与十二侄》等多篇家书,微言大义,影响深远。在《诲学说》中,他写道:“人之性,因物则迁,不学,则舍君子而为小人,可不念哉?”强调学习修身的重要性,告诫晚辈要努力学习,磨砺品性,提升品德修养。他在《与十二侄》中说:“昨书中言欲买朱砂来,吾不阙此物,汝于官下宜守廉,何得买官下物。”欧阳修言辞坚决拒绝侄儿孝敬他的美意,谆谆教诲侄儿严格自律,注意瓜田李下,并以“吾在官所,除饮食物外,不曾买一物,汝可安此为戒也”之语,教导侄儿无论何时都要保持简朴作风。

“初谓独轩然,百鸟而一鹗。”这是欧阳修初见曾巩时的评价,欧阳修喜欢这个弟子,不独因他的文才,还因曾巩处事沉稳、不骄不躁。曾巩出生于官宦之家,祖父曾致尧曾任户部郎中,父亲曾易占为太常博士,均以清正廉明闻名。

据《南丰县志》记载,曾致尧一次告假回乡看望母亲时,母亲置酒园中,亲戚们看到曾致尧穿着寒酸、仆马瘦弱,议论纷纷,母亲却说:“贫而见我,是我荣也。若黩货而归,贻吾忧矣。”还有一次,曾致尧面见宋太宗,太宗谈到国库充盈很是高兴,而那时却有地方正遭遇旱灾,曾致尧委婉说道:“未及江南一夜秋雨之为富也。”因此南丰曾氏有“秋雨名家”之称。

曾巩父亲曾易占曾任泰州如皋知县、信州玉山知县,任上惩恶扬善、救灾济民、轻徭薄赋,政绩颇多。后来曾易占被人诬陷,他失官不辱,从容著述。曾易占去世时,曾巩还未考中进士,家境衰落,他只能辍学回归故里,孝顺侍奉继母,用心抚育四个弟弟、九个妹妹,这样的日子,曾巩坚持了十年。

曾巩在困顿中“励其志、坚其守、广其学”,对弟弟们亦兄亦父亦师,悉心教导,严格督学,最终其家人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。曾巩曾作《学舍记》《南轩记》两文,自述“予之卑巷穷庐,冗衣砻饭,芑苋之羹,隐约而安者,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”;“世固有处廊庙之贵,抗万乘之富,吾不愿易也”,抒发自己安贫乐道、以忠养心之志,这也是对家训家规的恪守与传承。曾氏忠孝为本、修身立世的家风家教泽被后世,子孙在思古慕贤中名家辈出。

王安石年龄比曾巩小两岁,考中进士却比曾巩早了15年。王安石少年跟随父亲宦游各地,接触现实,开阔眼界。他的父亲王益做过主簿、判官、知县、知州、通判等多个地方官职,一生“蹭蹬不达”。王益在处理政务时,“一以恩信治之,尝历岁不笞一人”,居家教育晚辈时,“未尝怒笞子弟,每置酒从容为陈孝悌仁义之本,古今存亡治乱之所以然,甚适。”这种对道理耐心细致的教育引导,以及对历史的深入剖析,对王安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,也直接影响到他对晚辈的家庭教育。

《百川学海》记载,王安石要求儿子王雱求教于门客,必须是学问渊博、品行端正之士。有人说只是教儿童识字读书的启蒙老师,恐怕不必如此高要求吧?王安石却说:“先入者为之主。”他写下《伤仲永》,用生动的例子强调了后天教育和学习对成才的重要性。王安石曾给外孙写过一首诗:“南山新长凤凰雏,眉目分明画不如。年小从他爱梨栗,长成须读五车书。”劝勉子孙重视读书,成为有学问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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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以此进道常若渴,以此求进常若惊”—— 一方砚台上凝聚着传家心得

“夜梦嬉游童子如,父师检责惊走书。”伴随着一阵阵海浪声,身处儋州、年过花甲的苏轼从睡梦中惊醒,他又梦到了儿时父亲检查自己功课的场景。苏轼醒后感慨,那种感觉真是如咬着钩的鱼儿一样紧张刺激,但正是如此,才培养了我爱好读书的习惯啊,这成为了我这一生中最执着最有意思的事。

苏轼的父亲苏洵在《名二子说》一文中写道:“轼乎,吾惧汝之不外饰也”;“是辙者,善处乎祸福之间也”。他讲述了苏轼和苏辙这两个名字的由来,并根据两个儿子的不同性格,分别表达了希望、担忧与提醒,作此文时,苏洵39岁,苏轼11岁,苏辙才8岁。这些有趣的故事反映了“三苏”的家庭生活日常细节。

苏洵、苏轼、苏辙父子在唐宋八大家中占据三席,人们在赞叹其天才的文学才华时,往往忽视了他们刻苦读书的一面。苏轼祖父苏序为人慷慨、乐善好施,他曾道:“吾欲子孙读书,不愿富。”《三字经》中有“苏老泉,二十七。始发愤,读书籍”,说的就是苏洵用功读书、大器晚成的故事。苏洵特别注重子女的教育,并且教子有方。

相传苏轼、苏辙幼时贪玩不爱读书,苏洵便设法诱导,在二子玩耍时故意在他们看得见的地方看书,待二子看到他时又故意慌忙把书藏起来,激发他们的好奇心,逐步引导他们爱上读书。苏洵还经常带着二子走访名师高士,通过游学增长见识。

除了苏洵的言传身教,苏轼、苏辙的母亲程氏劝夫以进、教子以学、持家以俭,也为孩子树立了榜样。一次,程氏教苏轼读书,读到东汉忠烈之士范滂因直言得罪权贵,被迫流亡与母诀别的故事。苏轼便问母亲:“轼若为滂,太夫人亦许之否乎?”程氏十分欣慰并回答道:“汝能为滂,吾顾不能为滂母耶?”还有一次,苏家有人发现地陷露出一个瓮,可能藏着金银,但程氏却不为所动,命人将坑填好,告诉大家此为前人埋下,不属于苏家,谁也不准去挖取。这让人不由想起苏轼在《赤壁赋》中写到的“天地之间,物各有主,苟非吾之所有,虽一毫而莫取”。

苏轼对于自家家风下了一番功夫总结归纳,他不仅常讲父母的教子故事,而且还通过书信、诗文等形式教导晚辈。苏轼在长子苏迈走上仕途时,赠予其一方砚台,砚底刻有铭文:“以此进道常若渴,以此求进常若惊。以此治财常思予,以此书狱常思生”,期望儿子慎思、慎行、慎独。而苏辙在老年时将自家一间厢房取名“藏书室”,终日谢绝宾客,亲手编辑校对整理书籍,这是他心中的传家宝,他曾写诗道:“诗书教子真田宅,金玉传家定粪灰。”苏辙之孙苏籀曾撰苏辙语录一卷,取名《栾城遗言》“以示子孙”,也是苏氏一门家风家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苏氏家风还在苏轼与苏辙两兄弟之间徐徐吹拂。在苏辙出使契丹之际,苏轼写下《送子由使契丹》谆谆嘱咐,关心之余鼓励苏辙要谦虚谨慎、不辱使命。苏轼极爱一孔泉水,欲得水喝,却怕随从偷喝泉水糊弄自己,为此颇感苦恼,苏辙不失时机提醒“多防出多欲,欲少防自简”,问问兄长有没有检视自己、约束欲望。兄弟情深,终身不渝,这种相互指引、相互升华、相互成就令人感动。家风如一轮明月,照耀着三苏站在了中华文化史的高峰上。

山高水长八大家,使他们终身受益的家风家训并不局限于各自庭院里,而是通过他们的事迹与文章世代传颂,一缕缕地沁润到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