点“靓”夜空，点亮经济活力，“夜经济”成为许多城市发展的新名片。

如何下好“夜经济”这盘棋？走访企业、政府和专家学者，听到不同观点碰撞的声音。

睡眠之争：日落而息还是熬到深夜？

明月高悬，“夜游神”出门，身影活跃在灯火辉映的北京三里屯、广州琶醍创意园区、长沙解放西路……传统“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”的生活方式被抛到九霄云外。

当快乐成为夜生活的关键词，有碍健康则成为另一些人反对发展“夜经济”的理由。

“白天工作压力大，夜里就来放松一下。这里那么多项目可以玩，越到晚上心情越好!”正在北京某酒吧和朋友们玩游戏的李春说。这里的夜晚有餐饮、街头音乐表演、互动展览、轰趴馆、游戏厅、VR体验、健身等多元体验式消费。

在广州，还有夜间游乐园、夜间动物园、夜间农场等，吸引青少年晚上去玩儿，父母甚至爷爷奶奶也会陪同。

对于“夜经济”的兴起，“夜游神”们认为这是工业文明发达后的正常现象，是现代生活和节奏改变的反映。

“现代人寿命延长，夜间活动时长和空间范围一定是相应扩大的，睡眠时间缩短不代表不能保持身体健康。”李春说，“电的应用改变了人类的作息规律，‘夜生活’的兴起正是对这一变化的响应，因此应当增加供应满足这一需求。”

质疑者则认为，白天工作忙碌，夜晚最重要的是解决睡眠问题，尤其是在生活压力较大的城市和地区。提倡发展“夜经济”，吸引更多人成为“夜游神”，可能加剧缺觉问题，导致群体性“亚健康”。

发展“夜经济”，是为了丰富生活配比的选项。暨南大学生活方式研究院联席院长费勇教授说，提倡“夜经济”是为人们的夜间生活提供更多选择的渠道和方式。夜生活需要，但也要适度。“睡眠和休闲同样重要，休闲是为了更好地睡眠。我们提倡让更多人合理安排和利用夜晚时间的‘夜经济’。”

模式之争：集聚式还是散落式？

各地“夜经济”百花齐放，有的地区将所有地摊、宵夜集中在一个区域；有的地区疏密结合、自然生长散落百姓身边。集聚式、散落式，到底谁是“夜经济”的正确打开方式？

有人认为，从城市管理角度来讲，集聚式发展模式有利于为管理、配套、交通、安全等方面提供保障。

对此，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周天勇说，两种模式各有利弊，关键是扬长避短。即使划定某块地方集中发展“夜经济”，方便城市管理，也会造成交通出行等一系列问题。

四川成都武侯区汇聚了锦里、玉林路等“集中连片式”网红景点，但在武侯区商务局商贸经济科科长赖可坚看来，这并不能代表武侯区夜间经济的全部，“小店经济”同样不可忽视。

“百姓的需求是多层次的。不少人对夜生活的需求更接地气。”赖可坚说，对于“外摆位”“跨门经营”等夜间经济形态，在不影响市容、不扰民、不妨碍交通秩序等大前提下，应积极予以引导、规范。

选择“夜经济”的模式要结合当地地理、历史、自然气候、人文习惯等因素。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朱小燚认为，模式选择与城市地域空间息息相关。

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。被称为四季花城的广州，晚上尤其适合户外活动。但气候寒冷的地方就无法照搬广州的模式，而更适合集聚式室内经济业态，需专门打造精细化“夜经济”。

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王蕴说，发展“夜经济”，需要因地制宜。一些大的居民社区，可以考虑散落式、社区式的“夜经济”；大的商圈辐射范围更大，则较适合娱乐、体育、餐饮等多业态的集聚式发展。

角色之争：“掌灯人”还是“随行者”？

发展“夜经济”，政府究竟应当扮演什么角色——是夜晚的“掌灯人”，还是夜市场的“随行者”？

北京某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认同政策导向的重要性，“政策导向对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出台实施的相关政策对我们来说是十足的好消息。”

除了政策先行，不少人认为，政府应当给予倾斜和优惠，引导“夜经济”发展。某娱乐集团北京地区负责人建议，培养消费习惯需要一个过程，希望政府能够把前门推广出去，让更多消费者知道前门是一个夜间消费、娱乐的好去处。

不少人认为“无形的手”应当在“夜经济”发展中起“先手棋”作用。

“首先有市场需求，才有政策的相应调整。政策跟着需求走。”广州市发改委服务业处处长尹志新认为，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，政府应紧跟民众的需求，紧跟“夜经济”主体商户的需求。

事实上，发展“夜经济”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是不小的考验。在“夜经济”活跃的地区，城市管理、治安防控和经济发展三者之间需要找到平衡点，做到适应“夜经济”、服务“夜经济”。

“发展‘夜经济’不能靠政府定义，政府部门不能用政策和条例把‘夜经济’管死了，更不能以罚代管，甚至出了问题一关了之。”周天勇说，政府要起到放活和管好的双重作用。硬件要配套，应提供灯光电资源、合理延长公共交通运营时间等；软件要管好，充分研究“夜经济”的特点，有针对性地解决城市环境、治安巡逻等随之而来的隐性问题。

节奏之争：“打鸡血”还是“镇定剂”？

发展“夜经济”是要“打一针鸡血”，还是“喝口镇定剂”？

最新数据显示，2019年夜生活市场逐渐从单一走向多元，覆盖我国多个城市；城市夜生活指数靠前的深圳、上海、北京等13个城市中，近四成人口认为夜生活时代正在开启。

庞大的市场蕴藏着巨大的商机，各地摩拳擦掌、跃跃欲试。据不完全统计，目前已有13个省区市陆续出台促进夜间经济发展的举措，从旅游、餐饮、文化、交通等多维度培育发展“夜经济”。

“政策实施要做好统筹和顶层设计，算好经济账”，尹志新说。他举例说明“通盘考虑”的必要性：公交公司可以亏，但公交公司加上商场的综合效益算起来如果是盈利的，那这个班车就可以开通。如果综合算来依然亏损，那么拿公共财政去补贴就不合适，得实事求是。

成都市商务局流通产业处处长王永刚是一位有着40年工作经验的“老商业”。他认为，发展“夜经济”需要一个边界，哪些消费场景应该鼓励，哪些应该约束，值得探讨。

周天勇说，选择“夜经济”发展模式要百花齐放，留足政策空间，发挥市场力量。发展模式真正满足百姓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，才能促进解决就业、稳定收入，搞活城市经济。

“夜经济”的着力点，应当是真正为了民众生活需要。王永刚认为，如果仅仅为了促消费而“大干快上”“盲目跟随”，则违背了发展“夜经济”的初衷，落入了政绩工程的“俗套”。“应该久久为功，放在城市服务功能的完善、延伸和提升上。”